曾經我以為，只有芙芮雅‧史塔克（Freya Stark）式地「在陌生的城鎮醒來」，隻身在大漠中漫遊，看著不同國度的空氣混雜著或陌生或熟悉的文字舞動，聽著因緯度改變的躁動夜空群星或談心或歌唱，孤獨地來再孤獨地離開，才稱得上旅行。
因為嚮往著成為那樣的旅者，我把握住每個學校或政府資助的計畫，冀望著能夠感受到我心中的芙芮雅。但是，從未成功：一場國際比賽，我飛到了曼谷。打從落地的第一秒開始，我的嘴只吐出了英文來面對其他一千位來自五十個國家的學生。每晚深眠在五十層樓高的公主床上，連當地泥土上的一根小草都沒親手碰過；一次班級參訪，我飛到了北京。這一趟，單獨行動除了在某些衛生間裡成的了行外，剩下的時間都是與一群蹦跳的台灣青少女一起跟著路陪手上搖來晃去的長桿子嘰嘰喳喳地擠在灰濛濛的古城裡成亂七八糟隊形扭動。
另一次我想可能是因為巴黎是芙芮雅的出生地，所以擁有了稍稍接近的感受。那是在去年的二月，一個短期的交換計畫，我飛到了巴黎。當坐在索邦大學對面的路易大帝中學裡，正拿著解剖刀劃開小白鼠的下腹時，我看著這所雨果、莫里哀等我所渴望見一面的人曾讀過的學校，然後讚嘆建築本身的壯麗和一切的各種美好；當腳指頭已經凍到失去知覺時，我含著可麗餅，踩在冰上，溜著這個城市帶給我的無限歷史、舞蹈、和文字；當我第一次獨自從飄雪中走進溫暖的小書店裡，呼出害羞的法文買下兩本詩集時，我頓時覺得距離芙芮雅不遠了。
不過，感覺仍不一樣。我沒有她那英裔阿拉伯式勇敢探險的血液。
十二月，我和幾位同學與友校接待了一群法國高中生。住在我家的金髮女孩芬妮小我一歲，她總是靦腆笑著掩飾不流利的英文，安靜地吃完所有展示給她的台灣食物，然後再比著大拇指告訴我：「C’est bon!」冬晨，在充滿水氣的內湖醒來後，她會換上令我不解的短袖或無袖上衣，用完早餐，和我一起搭車上學。沿途盯著台北人的睡眼惺忪，她的眼神閃閃發光，彷彿露珠拉著未消失的星子們一同掉進芬妮深邃的藍綠色瞳孔裡。
每天一放學，我就會衝去校門口的那棟小綠屋與大家會合。我們親臉頰、擁抱、吃點心、說一些無關緊要的話。我們待在那與緊繃校園氣質不符的小小歐式庭園座椅上玩弄覆纏整個宇宙的藤蔓，上頭有些正在綻放的朵朵我不曉得品種的芳香，但有時候小蟲子會掉下來，引起台語或法語的驚呼，接著就是不分語言的笑聲。打鬧中，總是花了一世紀之久才能決定晚上的行程。
有一個晴朗夜晚，我們一行人坐捷運到市府站。因為聖誕節將至，紅紅綠綠的燈亮滿整個信義商圈，街頭藝人唱著屬於十二月的情歌。而他們站在金色線圈圍成的巨大聖誕樹下看著我們微笑，一個懷鄉的旅遊詩人就此停筆，凍結了這瞬間。
附近繞了一會兒，我們搭上了令耳膜有點擁擠卻不減其神奇的電梯，抵達了高出盆地五百公尺的天塔。不曾上去過101的我買了大家的冰淇淋後，就獨自（因為芬妮有懼高症）舔著匙子上一粒粒的凸起，晃到一面觀景窗前，想看看這張票究竟買到了什麼樣的風景。望出去，我所以為熟悉的城市，變成黑色山塊聳肩捧起的冬季銀河水。呆呆地凝視著這水，我，一個台北女孩，才第一次看見家鄉在夜晚真正的全貌。
這時，幾個法國人興奮地大喊我的名字，拉著我離開眼前這片偷走我呼吸的巨大玻璃，嚷著說要上樓。樓上是個甜甜圈式的開放空間，可以毫無遮蔽地飛躍在島上最接近星星的地方。我們像小孩子一樣在那唱著我們的及他們的兩隻老虎、帶他們跳起國民健康操，一群人在城市上空笑得好爛漫，即使那些黑衣警衛或是保全不斷瞪著我們，最後忍不住前來請我們注意音量和停止跑跳，我們依舊躺在硬梆梆的地上，沉默地相視，接著噗哧，然後大笑。
那晚，我潛入了他們的笑聲和他們的台北旅程。
每一晚，每個周末，我們一同或分開地走遍城市。他們習慣了捷運電扶梯靠右的習慣，我們習慣了留心每個值得說故事的小角落或習俗；他們跟著城市的步調踏著，城市因為他們而微微改變了自轉的速度。我們沒有留下太多相片，因為台北的萬種情姿讓我們忙著睜大眼睛，手牽著手，沒有多餘的力氣取下相機的鏡頭蓋。
這是我的他們的旅行。除了重新認識這座城市，我更從他們的眼睛更看見半個地球外的巴黎的腦袋，就好像分身在兩本不同的繪本裡遊走，或是說書中書更貼切吧。
那趟旅行的最後一晚，我們訂了無數盒的披薩、衝進便利商店搜括了一抱一抱的垃圾食物和飲料，在一位台灣同學家的公設舉行了他們夢想的卡拉ok派對。唱著唱著，一首國語歌一首英文歌的交替變成第二航廈托運處一閃一閃的數字標示；一杯一杯不小心翻灑出來的雪碧減少或增強地化成海關前相擁道別的淚水。
他們消失在我習慣的台北冬天的霧濛濛視野後，我才明白：道別是旅行最可貴的句點。正因為足夠幸運地經歷過一趟我的他們的旅程，旅程足夠美麗，說再見才能變得如此困難。
我的芙芮雅，那我所嚮往的浪漫旅者這時從大漠裡送出一陣暖風輕輕地什麼也不說，拂乾了不捨。我是多麼深刻地感受到一趟沒有預期的感動和友誼和成長和美，這就是一種非芙芮雅式的芙芮雅式的旅行吧，我臆想。
2013年第四屆余光中散文獎 台灣高中組